如何正确对待批评

正 确 对 待 批 评
——由“李长之事件”得到的启示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接纳了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沈从文等四方宾客云集昆明，昆明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文化盛宴，昆明的文化对中国科学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来昆的众多宾客中，有一位宾客不被云南人所欢迎，他就是被施蛰存称之为“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于清华大学，1936年留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秋到昆明经人介绍到云南大学任教。李长之是个才子，一天可写一万五千字左右的长文，外加两篇随笔，其专著有获学术界高度评价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批判精神》等。年少气盛的李长之在来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是因其写了一篇短文《昆明杂记》。《昆明杂记》在学术界一登台亮相，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轩然大波，昆明人在《昆明杂记》中根本找不到恭维、夸耀昆明人如何如何热情好客和云南民族文化如何如何丰富多彩的字眼，也找不到赞美昆明的气候如何如何好的文字，《昆明杂记》对昆明提出了指责和严厉批评。《昆明杂记》惹得云南人大为光火，“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公署欲请去谈话”。当时昆明大小报纸对李长之群起而攻之，“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三十六计走为上，实事求是提出批评意见的才子李长之不得不逃之夭夭。

时隔数年，余斌先生在《西南联大在蒙自》中对李长之事件的看法是：“李长之尽管持才傲物，话说得偏激一些，虽有了偏概全文之嫌，倒也非凭空捏造，昆明人那时不知为什么竟有点儿反映过度”。曾在李长之事件期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楚光南先生后来也针对“李长之事件”在《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中写到：“来到云南的学者名流，对于云南的批评，总是冠冕堂皇的一套恭维，如云南天时气候如何，人民性质如何，社会秩序如何之类，照他们说来，云南真好得像天堂一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云南固有得天独厚之处，也有许多不足。真有自尊与自信者，就不应讳疾忌医，害怕批评，哪怕批评很严厉，有些过火”。针对当时云南人喜欢恭维和赞美，不喜欢批评的现状，楚图南先生还在其论著中写到：那“只是反映了云南社会落后、幼稚、无知，才有着这种需要，需要表面的恭维，无论真也好，假意也好，至少反映了云南还不能容纳真实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