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知道谁会法学盛衰说的翻译啊？全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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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言：道政齐刑（1），而必进之以德。礼是制治之原，不偏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虞廷尚有皐陶，周室尚有苏公，此古之法家并不是专门之学，故法学重焉。自商鞅以刻薄之资行其法，寡恩积怨，而人心以离；李斯行督责之令，而二世以亡。人或薄法学为不足尚，然此用法之过，岂法之过哉！汉改秦苛法，萧何修律，虽以李悝之法为本，而秦法亦采之。然惠帝除夷族之法，文帝除诽谤祅言之法、除肉刑（2），景帝减笞法。其时人民安乐，几致刑措。用法而行之以仁恕之心，法何尝有弊？尝考法学之盛衰，而推求其故矣。
按：法学者流，出于理官。自李悝著《法经》，其后则有商鞅、申不害、处子、慎到、韩非、游棣子诸人，并有著作列在《汉志》法家。是战国之时，此学最盛。迨李斯相秦，议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自是法令之书藏于官府，天下之士阨于闻见。斯时朝廷之上，方以法为尚，而四海之内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者，而此学亦遂衰。汉兴，虽弛秦厉禁，而积习已久，未能遂改：外郡之学律令者，必诣京师，又必于丞相府。《文翁传》：“廼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严延年传》：“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此其证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字徴为博士。而在汉时，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3），于定国学法于父，可以见汉人不皆以吏为师。《郑崇传》：“为高密大族。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亦必非师于吏者；丙吉治律令，黄霸少学律令，莫能详其所从学。然当时此学之未尽歇绝，犹有李悝之流风余韵也。其后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郑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犹为此学尤。可见此学为当时所重，故弟子之传此学者，亦实繁有徒。法学之兴，于斯为盛。
夫盛衰之故，非偶然也。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则法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试观七国之时，法学初盛之时也，桓、灵不德，阉寺肆虐，而篡于魏；北齐之时，法学亦盛，而齐祚不永，凡疑法学之无裨于世。然而秦尚督责，法敝秦亡。隋逞淫威，法坏隋灭。世之自丧其法者，其成效又如是。然则有机善之法，仍在乎学之行不行而已。
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大部分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有法学，而且比较发达、完善，如中国近代法学家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就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学在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以及明清等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并得出了“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的著名论断。①中国现代法制史学者陈顾远也在《中国法制史》一书中指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法学的最盛时期，具体表现为“法理探讨，战国为最著”，“律文整理，战国集其成”等。②此后，中国学者如张国华、张晋藩、林剑鸣、高恒、武树臣、俞荣根、周密、王洁卿，日本学者中田薰、仁井田升、滋贺秀三、大庭修、八重津洋平、中村茂夫，以及美国学者蓝德彰（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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