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新农村”理想 选自哪里

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新农村”理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清醒的、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深入解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赵树理的“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主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的新农村“社会理想”。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了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支撑着他的创作，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语）。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他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钊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