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现代史纲要有感

鲁迅，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

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冯雪峰当年他和毛泽东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据冯雪峰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