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中国的社保福利制度、医疗制度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就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和个人（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讲，我国社保制度正处在一个重要发育期，即正处于模式选择期，模式还未完全定型；一旦走上了某一模式的道路就很难回头。

　　近年来，关于社保制度建设、社保制度模式的选择，理论界和媒体上的看法很多，尤其是呼吁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更大的投入等观点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究竟哪个模式更符合我国国情，哪个模式更有可持续性？“十一五”期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如果这些不明确，我们当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就很可能与我们最终要选取的模式背道而驰，最终为后代留下重新改革的包袱，医改的教训不可不察。

　　为什么应坚持“补救型”模式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福利模式简化为两大类，即欧洲模式的“普救型”和美国模式的“补救型”。（也有分为三类或更多的，详见相关链接。）根据我们的国情，有三点基本结论：一是我国版图辽阔，发展极不均衡，恐怕在几代人里都无法实现非常慷慨的主要由国家包办的“人人皆福利”的“普救型”模式，而只能偏向于提供“底线”的、有限的、同时发挥国家、市场和个人（家庭）三者作用的“补救型”模式。二是所谓“补救型”，即指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应主要针对困难群体，制度设计一定要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底线”保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花在“刀刃”上，不能“撒胡椒面”，腾出资源集中对目标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其效果应该是穷人基本靠国家，富人主要靠市场，它们都成为这个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支持者，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主体，我在以往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三是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制度对就业弹性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就业压力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始终是我国的最大压力之一，而“补救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失业率比较低，就业市场弹性比较大，对广大的低端岗位和高端的白领管理岗位都具有充足供给的能力，可以较大地缓解就业压力；“普救型”的特点似乎正相反，即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但失业率也较高，白领管理岗位和低端岗位的提供都比较有限，就业的“局内人”和失业的“局外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鸿沟，难以流动，单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局内人”不得不“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