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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成绩卓著。去年据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17％，甲烷排放量减少了2.2％。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虽然我国开展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程，但还是有不少地方滥砍滥伐，甚至有些地方还把刚刚栽种的小树砍来当柴烧；尽管政府出台了各项举措控制环境污染，但还是有的城市不愿关闭造成污染的工厂，因为那意味着工人的下岗；虽然许多大城市都建造了漂亮的垃圾分类箱，但还是有不少人依旧乱丢垃圾……

那么，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快速增长之路还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是“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还是学会负责任地生活呢？

一个很凉爽的秋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理室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闵家胤先生。

如果人类继续像现在这样盲目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下去，世界人口和消费增长的曲线，同全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要交汇，从而引发全球性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

记者：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做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继续不变，下一个100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的预测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话题震惊了全人类。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个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验证。通过您组织翻译的拉兹洛的一系列著作，我们知道了拉兹洛面对危机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

闵家胤：据我所知，拉兹洛是在1972年发表《系统哲学引论》之后引起了罗马俱乐部的注意。应罗马俱乐部之邀，拉兹洛组织了分布世界各国的120位学者，“用系统哲学研究全球问题”，在1977年完成了《人类的目标》这部报告。正是在撰写这部报告的过程中，他突然醒悟到：罗马俱乐部讨论的“增长的极限”，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常数；现在人类社会人口、生产、消费、污染等等的增长，要触及这些极限并引起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灾变，其过错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环境，而在于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