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语言学兴盛的原因

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典籍中语言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做训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所说的文献语言学。
原因：1、语言文字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汉字由小篆隶变成隶书后，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婉曲的线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棱角变成有棱角，这就大大方便了书写和镌刻。在文字演变史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关键性的阶梯，于中国文字的规范、定型，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字，在秦朝、汉初，短短数十年间，从大篆到小篆，又从小篆演变成隶书，发生了重大变化。演变之速、过程之短、变化之大、意义之深远，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何以如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社会需求”这一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推动”作用了。人们常说，社会安定，百业俱兴。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对文字的需求是急迫的。为了求速、求易，以满足日益繁杂的政务上的需要，规划、改简文字，势在必然。中国的文字，经过隶变之后，字的形、式、笔画和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字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结构组成上已超出“六书”范围。从此，除少数文字外，识字主要靠死记硬背。由于字数繁多，学记也比较困难。一般人对古音古义已经不能理解，由于隶书和“古文”的差异，文字上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
2、师说差异，就是西汉经师对经书的解释各不相同，各家弟子恪守师说，为后来学者留下比较研究的领域，从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