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霸术

按古人的说法，霸道是与王道相对待的。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和以理服人，是就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言。以力服人确属霸者的共性，但是在春秋时代，即使霸道也须假仁义而行，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时，尚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至战国法家的霸术，则武力之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须有力，不然天理或正义仍难得以伸张。霸道崇尚权术和武力，推行快速地“强国之术”（《史记·商君列传》），其所标榜的原则宗旨（如尊王攘夷、富国强兵）并非不美，但往往只是对内盘剥对外掠夺的旗号，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目的全不在此。即以春秋五霸的霸业而论，其效果也仅是部分地伸张正义，达到国际间局部和短期的安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纷争造成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霸道的政治理念和方法，为法家学派所继承和发展。春秋五霸的兴兵约盟，尚能以信义矫世，至战国法家，则全变成以智术欺骗，武力征服的方式，帮助赢秦达到“囊括四海”“君临天下”的目的。中国向有崇尚“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但是怎样实现大一统和实现怎样的大一统，却是更为原则的问题。因此历史上对此一结局的评价始终是毁大于誉的。

王道崇尚仁义和礼制（仁爱之心正义之行见于修养的谓之道德，见之于行政的谓之德政；见于法律定为制度的谓之礼制），道德的标准高于事功的追求（王者先德而后事），重在通过争取人心归附的途径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针对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的霸道虽然功不可没，但其间搀杂了太多的私利，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而被孔子讥为“不知礼”，还批评管仲“小器”。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以示其“贵王贱霸”的立场。实则是认识到霸道不足以从根本上救治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战乱频仍的衰乱局面。而奉行王道主张，并非就不计利害，轻忽功利，而是将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为深远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目标，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政治环境。王道虽然难行，但其学理已经深入人心。致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齐桓晋文的霸业，有别于法家的霸道，而与王道有共通之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其将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多地定位于本国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