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知道遵从生命
来源：百度知道 编辑：UC知道 时间：2024/05/24 20:34:42
一位记者问我：
“你怎样分配写作和作画的时间?”
我说，我从来不分配，只听命于生命的需要，或者说遵从生命。他不明白，我告诉他：写作时，我被文字淹没。一切想像中的形象和画面，还有情感乃至最细微的感觉，都必须“翻译”成文字符号，都必须寻觅到最恰如其分的文字代号，文字好比一种代用数码。我的脑袋便成了一本厚厚又沉重的字典。渐渐感到，语言不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是交流的隔膜与障碍——一旦把脑袋里的想像与心中的感受化为文字，就很难通过这些文字找到最初那种形象的鲜活状态。同时，我还会被自己组织起来的情节、故事、人物的纠葛，牢牢困住，就像陷入坚硬的石阵中。每每这个时期，我就渴望从这些故事和文字的缝隙中钻出去，奔向绘画。
当我扑到画案前，挥毫把一片淋漓光彩的彩墨泼到纸上，它立即呈现出无穷的形象。莽原大漠，疾雨微霜，浓情淡意，幽思苦绪，一下子立见眼前。无须去搜寻文字，刻意描写，借助于比喻，一切全都有声有色、有光有影迅速现于腕底。几根线条，带着或兴奋或哀伤或狂愤的情感；一块水墨，真切切的是期待是缅怀是梦想。那些在文字中只能意会的内涵，在这里却能非常具体地看见。绘画充满偶然性。愈是意外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绘画过程愈充满快感。从写作角度看，绘画是一种变幻想为现实、变瞬间为永恒的魔术。在绘画天地里，画家像一个法师，笔扫风至，墨放花开，法力无限，其乐无穷。可是，这样画下去，忽然某个时候会感到，那些难以描绘、难以用可视的形象来传达的事物与感受也要来困扰我。但这时只消撇开画笔，用一句话，就能透其精髓，奇妙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于是，我又自然而然地返回了写作。
所以我说，我在写作写到最充分时，便想画画；在作画作到最满足时，即渴望写作。好像爬山爬到峰顶时，纵入水潭游戏；在浪中耗尽体力，便仰卧在滩头享受日晒与风吹。在树影里吟诗，到阳光里唱歌，站在空谷中呼喊。这是一种随心所欲、任意反复的选择，一种两极的占有，一种甜蜜的往返与运动。而这一切都任凭生命状态的左右，没有安排、计划与理性的支配，这便是我说的：遵从生命。
这位记者听罢惊奇地说，你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
我说，为什么不。艺术家浸在艺术里，如同酒鬼泡在酒里，感觉当然很
冯骥才，1942年生，当代作家，身高一米九二。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人啊人!》，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人啊人!》《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
近年来，冯骥才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完成从文艺家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转换。对冯骥才触动最大的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他发现很多城市都破坏掉了自己以往的文化特色而都变成了一个样子。冯骥才认为，工业文明正在逐渐代替农耕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非常庞大的民间文化就即将散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进的发达国家都开始对自己的民间文化进行抢救，但目前，我们整个知识界的自觉还不够，加之我国民间文化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人关心，不抢救就真的会消失。
冯骥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要对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所遗存的所有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包括民俗和民间文学，做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一次性地做10年。冯骥才一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东方成果也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矿藏，所以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去探寻的。靠着冯骥才执著地呼吁和奔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古老文化的价值。冯骥才说，知识界要做的，就是去唤醒大众认识这些文化的价值，但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某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完成的，重要的是，我们民族能够开始对自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