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底下出孝子

1949年10日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正当年轻有为、创作极端旺盛的华罗庚毅然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席位，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于1950年春带领全家回到了北京，无限喜悦地投身于发展中国数学的事业之中．他在给苏联维诺格拉托夫院士的信中写道：“我非常高兴地告诉您，我已辞去美国依利诺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已为我的祖国服务了，我又重新担当起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职务．”

回国后，华罗庚把全部精力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首先抓的是培养青年数学家的工作．他不仅向他们传授数学知识和治学方法，更注意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并对他们要求非常“严”．当时，他在社会上注意发现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数学人才：在他的学生中有在代数上崭露头角的万哲先；有身残志坚、顽强进取的陆启铿；有浙大推荐来的高材生王元；有大智若愚、曾被用人单位退回的陈景润；还有大器晚成的丁夏畦以及王光寅、龚升等．

其次，为了使他们成长，他传授自己的治学之道．他和年轻人一道学习广义函数论，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的抽象理论，但他用一个非常初等的方法——富里哀级数，具体地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核心．他现身说法，教给学生如何剥去一些抽象理论的漂亮外衣，抓住问题的要害．教给学生如何在一些特殊的具体例子中追溯一些抽象理论产生的依据和动机．这叫做抓住问题的实质看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方法．为了养成研究数学的风气，不管是所内的还是所外去进修的教师，他都不放松对他们的要求．学生无论在走廊上或路上遇到华老，总要回答他提出的一个数学题(高等的或初等的)．这样使得年轻人不敢轻视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基本内容，从而把基础打牢．

组织讨论班，开展集体攻关也是培养人才的好形式．既可以集思广益，又可以活跃学术空气．当时，他经常参加讨论班，经常不断地提出问题和疑点，把大家的思想推向一个更为积极、活跃的境界．50年代，他领导了两个“数论”讨论班．一个是基础班，由他每周讲一次课，讲义交给学生分别负责仔细阅读、反复讨论后再定稿．经典著作《数论导引》由此产生．另一个是专题性的也是攻关型的班，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们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掌握“解析数论”的重要方法．一个“解析数论”的“中国学派”在这里产生，同时也培养了像王元、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