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史

旦百年校庆之前数月，有位研究生接受了某种校史的写作任务，前来采访，要我谈谈“文化革命”期间的复旦往事。凡我所说，他皆感惊异，有如听《天方夜谭》，后来我谈到“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忽然问道：“张春桥是谁？”这回轮到我惊讶了。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这样一个主宰上海人的命运，而且在全国翻云覆雨，窜至高位的人物，却已被上海的学生所遗忘了。这使我直觉地想起了鲁迅所说的那句话：“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鲁迅所说的事虽然与现在有些不同，但可见民族健忘症却是渊源有自。

不过转而一想，觉得这也并不奇怪。我们的忌讳实在太多，有许多史事都是避而不谈，不能直书，所以许多人对于实际的历史情况就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同时也丧失了历史研究的兴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说法不一。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这种说法，看似姿态很高，但却忘记了一条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而历史却具有惰性，如不认真加以总结、清算，有些事情难免就会重演。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如果你把历史从门口赶了出去，他就会从窗子再飞进来。我们这个民族，重复性的灾难太多，就是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之故。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历史科学的重要性。

其实，历代统治者也并非真的不重视历史，史官的设立，私家修史的严禁，就是明证。只是他们并不希望史官如实地纪录历史，而是要求他们依照统治者的利益来编写历史。司马迁违背了这个要求，敢于按照历史事实，对于本朝帝王提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没有为尊者讳，却是写出了刘邦的流氓性，他的《史记》就被称为“谤书”。后代许多史官虽然大抵是隔代修史，不涉及本朝之事，但仍多所避讳和粉饰，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正史难以避免的缺点。

这种情况，外国似乎也并不两样。就近世而论，前苏联在斯大林掌权时期，对史书的编写就抓得很紧。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1934年5月16日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并指定了各类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组人员；接着，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还联名发表了《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和《对“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