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提出了“价值观外交”，这里所指的价值观不同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近些年，在有的国家，其领导人“价值观外交”的口号喊得很响，并且采取了一些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伤害他国人民感情的做法，影响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正常合作，成为一种无风起浪、引发国际纠纷和麻烦的源头。因此，对所谓“价值观外交”，似有必要做一些辨析。

凡主张“价值观外交”者，内心恐怕都有一种潜意识：即自己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或代表“上帝的意志”，或代表“历史正确的一方”。这种潜意识极易导致一种虚妄的道德自大，一种道德优越感。道德自大狂往往有一个嗜好，就是把鼻子和嘴巴伸进别人的菜园里乱嗅乱啃一气，还要说三道四。在人际社会中，自以为是、道德优越感强烈的人往往难与人相处，在国际社会中，也是同理。

凡主张“价值观外交”者，都有一种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好，试图搞精神上的“党同伐异”。人类的价值有共同属性，也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例如，德国有德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日本有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即使话语表述有些类同，内在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所谓“党同”，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决定国家行为的，恐怕还是各自的国家利益需求。

在现实的国际事务中，“价值观外交”的鼓吹者，往往在实际中根据自己的国家私利大搞双重标准，多重标准，将“价值”虚伪化。对同一种行为，张三做了就大加挞伐，李四做了就可以谅解乃至鼓励，“价值”成为玩物，成为手中一顶方便的帽子，爱给谁戴就给谁戴。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近代的国际事务中，推动“价值观外交”并无建设性，也没有成功的案例。例如，有的国家大搞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民主化”方案，甚至用武力方式“输出民主”，效果都不好，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有些国家因此陷入政治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种族、民族、宗教的冲突激化。在非洲，在中东地区，这样的案例不少，所谓殷鉴不远。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处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要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路径和优先顺序的选择。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内生”的产物，如果从外部强加，小而言之会患上“政治消化不良症”，大而言之会发生社会结构崩坏的政治灾难。另一方面，某个推动“价值观外交”的大国，也因此陷入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困境，至今未能脱身。“价值观外交”的后来者对此应深长思之。

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