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比

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和坚持共产党领导为前提的弃旧图新，即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尽管在改革的道路上，风风雨雨，坑坑洼洼，但都始终坚守这一原则，从而避免了自乱阵脚。而前苏联则不然，戈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的完全否定，是一次导致了民众政治信念动摇的大地震。而叶利钦则走得更远。经济转轨是前苏联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但“经济转轨并非一定要否定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存在与政权的更迭发生必然的联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制度也并非非走全面私有化的道路不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可以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前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最终完成转轨的任务，建立起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两相比较，不同的第二点是：尽管我们基础差，起点低，加以十年的动乱，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接近崩溃边缘的经济。然而，在跨出的第一步上，我们却是扎实的，具有奠基的意义。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广大农村开始。（这一点极为关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是轻重工业的原料及劳力的供应基地。农村“定”了，全国就 “稳”了；农村“活”了，民众也就“富”了。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多劳多得，热气蒸腾，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变化之快之大，令人刮目。人们由此深切感受到不同的路线政策，其正负作用的悬殊，竟然如此之大。当西方国家及其传媒，正一致看好戈氏的改革，纷纷为之叫好，并批评中国未能象苏联那样先行着手政治改革时，我国的农村正热火朝天地改变着自己“一穷二白”面貌，并为改革的深入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同的又一点是：中国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子过河。”审慎地，稳步推进，摸索着往前行，发现不妥，及时改正。譬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譬如“经济特区”的建立，譬如证券市场、股份公司以及基层民主选举的实施，国家机关的“政务公开”，差额选举与监督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新事物、新观念，但没经验，有风险。一般说来，一项新措施正式出台前，除专家研究讨论，拿出详尽的可行方案，还得有一个实验试行的阶段。人大、政协对此可发挥其立法审批和咨询监督的作用，另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这是有鉴于历史教训，有效地防止了决策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