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权力 关系

通俗简单的讲，中央就是爸爸，地方就是儿子，儿子永远要听老爸的话。国家，也就是爸爸，他说的就是“宪法”，每一个儿子都不能犯规，而儿子说的，也就是“地方法律法规”，虽然有一定的主见性和地方性，但不能违反宪法，也就是老爸说的。

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可惜当下中国的宪法学人很少顾及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近年来中国的宪法问题层出不穷，尤以权利保护领域最为突出，部分宪法学人或许心中有自己的关于宪法问题研究的急缓秩序；研究地方问题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实证梳理，这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特定情况下所谓的研究对于某些人来说，沦为纯粹功利主义的操作伎俩，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统计方式，而没有了真正的问题意识。

对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法条粗略地进行一下统计，直接规定的就有第2条、第3条、第5条、第9条、第10条、第30条、第62条、第67条、第89条等十几条之多，每个条文规范的逻辑内涵是什么？条文与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中国宪法释义学所面临的清新又艰巨的使命。

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划分的总体原则体现在宪法第3条第3款的规定中，即：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是典型的“毛式风格”的表述，其实它就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语言的翻版。这种被通常简称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原则，给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制实践留下了太多的模糊空间，也催生了诸多的难题。

按照宪法第3条的文义解释，这种在国家权力层面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界分，体现在宪法有关基层民主自治的规定中，这里不做探讨），必须优先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这也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律性要求。但过去关于“中央统一领导”的语义理解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某种程度沿袭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思维。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对地方的规制和指挥为旨趣，这种领导仅在技术和其他客观局限的窒碍下才有所谓的限度。中央对地方采行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收放自如”的办法，殊料经常出现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导致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即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