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参加中考和高考吗？

17岁的王铭是北京市一名高一学生，尽管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随父母在北京上学，但由于她的户籍在海南，将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当她想回海南参加高考的时候，海南也以小学初中不在海南毕业，且高中后两个学期不在海南就读为理由不接受她参加高考。面对这种困局，王铭只能考虑投资移民国外或出国留学。这是国内“高考移民”的升级版，人们称为“另类高考移民”。

报道说，王铭母亲刘女士多方打听到澳大利投资移民的条件比较宽松，刘女士很动心，她说：“我们对孩子高考这事一直很内疚，如果能有合适的国家，我们可以考虑去移民陪读，说实在的，年纪一大把了再移民，心里很不好受。”相信这一情景会令许多国人都不好受。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自己生长的城市和国度尚不能让人自由选择高考，另一个陌生的国度却可以敞开胸怀接纳投资移民？

“王铭”的这种“高考移民”决不是个案，而是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据2006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最新数字：我国城市流动儿童达到1000万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披露，未来20年将有3亿左右农民进入城镇，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未来20年内，“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动态累计数预计将超过1亿人。

一纸薄薄的户籍，难道要把许多徘徊于高考之门的莘莘学子都逼出国门，把“年纪一大把”的父母都逼出他们依恋的家园？在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前提下，城市保住的是它的权力、偏狭、观念、虚荣。而失去的是精英、栋梁、未来、人心，并最终使国家蒙羞。

面对这种无奈境地，有钱的“王铭们”尚可采取非暴力抵抗的形式，权衡利弊，有所取舍，最后博弈出次优的结果，比如学生并不十分情愿的出国或移民。而普通家庭的“王铭们”则只能徒叹奈何，连非暴力抵抗的能力都没有，只能任凭命运的嘲笑与捉弄。其结果只有两样，要么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做一片水上浮萍，在人生的汪洋中“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或回家务农，或在城市务工。要么，自暴自弃，一条道走到黑，以社会为发泻对象，三五成群，为害一方。而这部分人看似弱者，但却更具危险，这是一股终久要决堤的水，水至柔亦至刚，至弱亦至强。端倪已现，洪峰将至，不可不警惕。希望工程的使命是“帮助一名学生挽救一个家庭”，而户籍制度的结果是“挡住一名学生毁掉一个家庭”。这一比较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