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政见为什么和王安石不同

可能与性格有关，王安石比较激进，喜欢变革，而且是急风暴雨式的大变革；苏轼保守中求进步，可能学问比较渊博，认识深刻，加之性格没那么急躁，所以与王安石有分歧。
但苏东坡并不是完全保守，对于新政的某些方面他还是支持的，他关心老百姓，只要利于百姓的事他一定赞成。

王安石的思维敏捷，思想开拓，其提倡的新政改革，在当时也有积极的一面。但在一些具体措施上与实际脱离，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在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最终还是失败了!苏轼也是思想很活跃的人，也希望国富民强，所以他并非完全反对新政，而是对王安石不切合实际的一些作法不满而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元月)苏轼守丧后返京，二月王安石就升任参政知事(副宰相)主持新政改革，不仅权倾朝野还有神宗皇帝撑腰。按一般处世常理而言，谁都不愿去得罪王安石，可苏轼就是一位性格很倔强、敢说实话的人，连"神"都不畏惧的他能屈从么?当年五月至次年二月期间，他两次向神宗皇帝提交<<上神宗皇帝书>>与<<再上皇帝书>>，反对王安石的一些作法。他告诉神宗应"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应是"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即是指出，新政不可操之过急!这里笔者无心对他和王安石的政论分歧谁是谁非，自有史学家评述。不过苏轼所提的不要操之过急的初衷也是好的，只是显得有些保守吧?苏轼还在上皇帝的书中表示"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修营器械，阅习鼓旗。"他都赞同。实际苏轼是指限制皇室子孙不考试可直接授官，以及对妃子、公主和官僚的"荫补"办法等，这些措施在限制贵族特权、减少开支和加强军事力量方面都是好的。但苏轼反对王安石在学生考试制度方面的改变，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指出:历来的以诗赋(指文化知识)取士是可行的，现在要改为以经义(主要指政论性文章)取士是不可行的。对王安石将自己写的<<三经新义>>作为朝庭的指导思想更为不满，他认为这是滥用权势，更抵毁了古代儒家学者等。由于他与王安石硬碰硬，便被王安石的连襟(亲朋)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借口他在丁忧期间贩卖私盐等事弹劾他。虽然查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