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能提供一些见义而不勇为的事例吗?

1、近日，四川省崇州市法院对钓鱼爱好者柳杰被控在同伴詹翀傲落水后“见义不勇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柳杰确实在詹翀傲落水后没有呼救、施救，使詹被溺致死；其“见义不勇为”行为属实，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柳杰应当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詹少林夫妇索赔3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尽管判决柳杰不用承担民事责任，但法院对其“见义不勇为”予以道德谴责（7月22日《成都晚报》）。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真的百感交集。从个人的感情上讲，笔者对一些见死不救现象也深恶痛绝。许多场合，只要当事人能付出一点点爱心，他人就有新生的机会了，即便没抢救过来，死者可瞑目，助人者亦可得到良知上的平衡。在“彼时彼刻”，当事人客观具有的能力（比如说驾乘运输工具，是个警察、医生等），已成为危者获救的希望所在，甚至是唯一出路，当事人袖手旁观，客观上阻碍、阻断了获救途径，于道义、于良知都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若要上升到以法惩处的高度，就要讲认证的精确性了，不应掺杂过多的主观性、情绪化的因素。比如，有的人虽有一些能力，却不充分（比如一般交通事故的众多旁观者），有的人有各自的理由（比如司机怕被人敲诈，担心运输合同被耽搁等），有的因为当时在特殊情况下行动失态（比如前面提到的落水案），虽然很片面，背离积极的行为意义，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公民的自由，我们只能从人的素质和道德层面评判，而无法用法律加以规范。
　　法律由于其不可动摇的刚性，也必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许多时候“宁可漏掉百个，也不能错判一人”，是无奈却理性的选择，对剪不断理还乱的见死不救现象更是如此。
　　当然，并不是说法律在此问题上无所作为。如果危者求救对象明确，并且其确有救助能力和义务却置之不理，这样定罪的可能性就大了。因为此刻主观交流已存在，客观上亦存在关联，责任和义务比较明晰，比如警察若见死不救，则直接触犯了《人民警察法》第21条，关于人民警察有救助义务的条款。但这仅是公职人员失职的特例，对普通公民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约束力。
　　从社会角度看，“见义不勇为”现象牵涉到的方面很多，比如说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相关公职人员义务的明确、社会救护体系的高效化、行业自律的完善（如警察、医生等遇危者必须挺身而出）、对普通公民义举的相应的社会奖励基金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