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不断的拉大？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

　　在这篇长文中，关注的焦点是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为便于分析，我们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议制政府”和“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国家形态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第二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印度近似于这一类型；第三类国家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现在少见，但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之前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不同朝代的中国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国家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自由市场经济，当今的中国、前苏联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证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类国家中，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会逐渐趋同。从这一点看，由于民主制度能减弱政府权力被不公平使用的空间，所以它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民主国家中，收入趋同的收敛速度又不同。该速度取决于经济国有化、政府管制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有化程度越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越迅速。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对减少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用。

　　理论上，政府通过控制金融系统以及其它资源，可以找到一条比市场配置更有效地平衡收入差距的道路。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论是通过计划经济还是通过对银行的垄断和宏观调控）越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仅不缩，反而越扩越大。我们观察到，从北京到各省会城市，到地区市，再到县一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最高点依次下降至最低点，人均GDP当然也从最高依次下降至最低。这种行政权力级别与人均收入结构之间的匹配是由不平等的投资分配造成的。

　　传统上，我们总把资源配置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原则。—— 没想到公平只有在相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实际上，按地区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投资最高，但边际投资回报最低。相反，中部和西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