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类的古典著作

公元前100-200 年（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用植物365种，三世纪有《吴晋本草》，六世纪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记载药用植物730余种）和《名医别录》等，七世纪出现《唐新修本草》（载有844种药用植物），系由国家颁行的图说药典；以后历代都有重要的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在《唐新修本草》基础上增加400种药用植物）、《开宝本草》（收录了983种）、《嘉佑图经本草》（1082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证类本草）》（1558种）和《本草衍义》等；十六世纪明代李时珍（1518-1593 ）编著的《本草纲目》已记载药用植物1195种，并对这些植物的习性、产地和用途等做了较详细的描述。清代出现的《尔雅疏证》、《尔雅义疏》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著作，都是我国古代植物分类知识体系的结晶。
更多的关于植物的描写和记录存在于古代众多的专类书籍文献中。春秋时期出现的《尔雅》一书，主要对《诗经》中的名物进行考订，在“释草”和“释木”两章中，已按类比方式对诗经中记载的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其同物异名进行了整理。西汉毛亨的《毛诗·训诂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三国（吴）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等，在植物名物考证和形态描述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古代有关植物的专志书籍极为丰富，汉、晋时期，由于对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不甚了解，将之称为“异物”，出现许多“异物志”类书藉，以东汉杨孚孝著的《异物志》为最早，记载岭南特有植物；至晋代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公元304年）时，不再以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为怪异，而加以正常的描写和记录，其分类系统在《尔雅》草、木两类基础上增加了果、竹两类，共记载植物80余种植物；在《昆虫草木略》（公元1150年左右）中，植物分类体系稍进一步，分为草（包括菌类、藻类和蕨类）、蔬、稻粱、木和果五类；在《全芳备祖》（公元1256年）中的分类体系增至花、果、卉、草、木、农桑（谷、豆、桑、麻）、蔬和药等类别；而后出现的《群芳谱》（1621年）和《广群芳谱》（1780年）基本都根据应用方式建立分类体系，按照类别形成专谱，每谱包含若干细类；一些有系统性的专论或专谱，如《牡丹谱》、《救荒本草》（记载植物414种）、《菊谱》、《桐谱》，《荔枝谱》和《橘录》等，亦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我国古代对植物的认识；我国古代许多有关植物的知识在各种地记著作中也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