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化

别具只眼探骊珠——评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

　　平生喜欢舞文弄墨，虽说尚无传世之作，却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些是书评。在此之前，我写书评，不是作者“要我写”，而是读书之后“我要写”，这也是我写书评的一个原则。而写这篇书评则有所不同。我先是收到郑州广播电视大学王运涛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后收到他寄赠的专著《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以下简称《传播研究》）。王运涛先生在电子邮件中言“多次拜读您在光明网的文章，多有书评，见解独到”，“欲将新著奉上，望告知通讯地址”，并望能写一篇书评，为之“找准基石，开始新的跋涉”。说实话，起初，我不想突破自己写书评的原则，想婉言谢绝，但读罢王运涛先生寄赠的大著《传播研究》，颇有“眼遇佳著分外明”之感，便由作者“要我写”变为“我要写”，这也可以说未突破自己写书评的原则。

　　这本15万字的专著给我的深刻印象，以七字概括，就是“别具只眼探骊珠”。具体地说，这又主要表现为“三个独特”：
　　1．研究对象独特

　　此书的研究对象是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而又有所侧重。其贬谪文化研究以贬官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经典文学传播研究以古典小说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贬谪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贬官文学既是古代文学又是贬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忧愤之风，贬官文学、贬谪文化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忧愤之风，这在古人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但这些仅是片言只语，不成系统。今人对此也予以关注，也有专著，如在《传播研究》之前已有尚永亮先生的专著《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问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但这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则还显得远远不够。传播学是于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引入中国也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现在研究较多的是新闻传播学，已出版了不少专著，成为一门“显学”，而艺术传播学的研究则是一个薄弱环节。《传播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在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上，而且贬谪文化研究不局限于唐代，涉及范围有所拓宽，无疑，这些研究对象是独特的，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