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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

高尔基已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所以他辞世了。这一点调和了卓越作家的死。他在俄国知识界和工人阶级长达四十年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高尔基是作为流浪汉的诗人步入文坛的。第一个时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最好的时期。高尔基来自底层，来自贫民窟，他给俄国知识界带来了浪漫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无所损失的人们的果敢行为。知识分子恰恰也已作好了准备砸碎沙皇的锁链，知识分子本身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它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群众中。

但是，在革命的事变中自然是没有活跃的流浪汉的位置的，难道偷盗、破坏是革命事变吗?1905年12月，无产阶级同支持过高尔基的急进知识分子象敌人一样冲突起来了。高尔基作出了正直的、英勇的努力——转向了无产阶级。《母亲》就是这一转变的最出色的果实。现在，作家比第一个时期对现实的把握更无比地宽阔，开掘得更深了。但是文学上的阅历和政治上的锻炼并没有取代其最初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华美的直爽性，在严于自持的流浪汉身上流露出一种过于冷漠的理性。艺术家好象在劝善。在反动的年代，高尔基徘徊在离开了公开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与自己知识界的老朋友—敌人及其新的宗教寻求之间。他同已故的卢纳察尔斯基一起迷上了神秘主义思潮。其不健康的中篇小说《忏悔》留下了这一精神投降的遗迹。

在这个不寻常的自学成才者的身上，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文化的崇敬，对文化的最初的又是过迟的涉足好象使他一辈子坐卧不安。对高尔基来说，要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应有的距离，从而为自己赢得批判评价的必要的自由，却既缺乏真正的思想训练，也没有历史的直觉能力。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中总是保留着不少的盲目膜拜和偶像崇拜。

对于战争，他首先带有一种害怕丧失人类文化珍品的恐惧感。他与其说是国际主义者，毋宁说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的文化世界主义者。在革命前，对于战争，他还没有达到象对待文化那佯的辩证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他要比爱国主义知识界的同行们高明得多。

他几乎象一位文化博物馆馆长那样，以恐慌的心情迎接了1917年的革命。“肆无忌惮”的士兵和“非劳动者的“工人简直使他害怕。急风暴雨式的和混乱的七月起义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他再一次同那些虽然同意革命却不要杂乱无章的左翼知识分子走到一起了。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