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初为什么要推行普及简体字？

书写求简易，认字避繁难，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普遍要求。
　　孙中山先生也偶用简体字题词，如：“继往开来”的“继”、“静敬澹一”的“静”、给“叔痴先生”中“海阔天空”的“阔”字、给坎城分部的“协力图强”和给古巴同志的“同心协力”的“协”字。有谁因此而责备他破坏中华文化？
　　上世纪40年代，笔者在广东侨乡受教育，如今所认识和手写的大部分简化字，就是在那时学会的。国文课教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板书常用简化字，例如他写的“赵”字一律简化。
　　当时所学的“当”、“时”、“挤”，“济”，“继”，“积”，“际”，“机”，“页”，“门”，“们”等100多个简体字，同现在大陆通行的一模一样。其中所有的“言”旁、“金”旁、“贝”旁等也简化如同现在的一样。有个别简体字，略有不同，如“国”字内是“王”，不是“玉”。
　　这位教师允许学生在作业、作文上用简体字。学生问他，为什么书上印的字和他写的不同？他说书上的也要改，政府早有法令。
　　我上初中时，有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团教练（那时这个角色多是国民党员），他的简体字更多。高中一年级在香港，我接触到更多简体字。有一些同学到广州有名的广雅、培正、培道等校读书，也学了不少简体字。
　　5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之后，即1956年，第一批简体字才正式公布。一见这些简化字，真如鱼得水，因为所有这些字，早已看惯、写惯、学会。许多人深感，政权变异，简体字却大体一脉相承。
　　如果简体字是革新汉字的贡献，那么人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感激当年“国民政府”教育有方？如果简体字是制造文盲的罪过，那么是不是首先要埋怨当年“国民政府”误人子弟？
　　80年代来美后，在《侨报》使用简体字前，所有经夫人整理抄正投寄报刊的稿件，一个简体字不用，主要是怕给编辑造成麻烦。给台湾、香港和美国编辑和文友写信，也不用简体字。
　　但接到台湾和海外文化人的信，反而常有简体字。从台湾来美多年、住在加州的老诗人纪弦的信中也有一些简体字。几年前，笔者蒙赠《纪弦自选集》，扉页手书“当”、“与”、“众”、“种”、“万”都与大陆现行简化字一样。
　　近年读台湾一些语言文字学者的文章，不少人希望摆脱“政治化”。
　　1985年3月，台湾一家晚报就发表专论，认为大陆简化字，“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