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远大抱负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他的《岳阳楼记》光照千古，开辟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典。而他作为这一精神大典创立者，通身都罩上了辉煌的圣光，作为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偶像，一直是帝王们倡导的，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面向世界逐步觉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这一精神大典怀疑甚至颠覆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范仲淹的精神是博大而高远的；这种博大而高远主要体现在他在对待个人“忧”和“乐”的关系上。那么，他所忧的和乐的各是什么呢？

“若夫霪雨霏霏……”之时，他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作为臣子，这种忧，显然是对专制王朝内部明争暗斗、黑白不分所造成的仕途险恶之环境的必然反应。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官运。“至若春和景明……”之时，他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之乐。这种乐，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暂时逃遁，是一时远离官场的结果。

这种一喜一乐的心态，作为沉浮于宦海的人来说，是常有的。范仲淹要“异二者之为”，就把忧和乐上升到“天下”的高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他心目中的天下又是什么呢？专制之下的天下，从来是有名有姓的，并不具有公民世界的任何属性。那么，范仲淹此种历史条件下的先天下和后天下之说，不过是王权利益高于一切的诱人表述，“国本主义”是其核心。尽管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但这是要有条件的：满足帝王的专制统治并且自己作为统治者的一分子时，才对自己统治之下的民众心怀怜悯，这始终没走出君臣统治民众、民众必须受制于君臣的关系。我们不怀疑腾达的士大夫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居于高位时可能念及民众，但协调官民关系，稳固帝王权位无疑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的“忧其民”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能不是千百年来“官爱民，民拥官”的再版。骨子里还是忠君的，不正是这样吗，受到皇上贬谪时——“处江湖之远”还要“忧其君”，对帝王的效忠多坚决啊。

范仲淹的“忧”之中，充满了君本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忧民”就显得虚脱和勉强，甚至不实际，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说辞。站在君本主义和国本主义上谈“忧民”，也确实有些滑稽：这二者之间有和谐和统一的支点吗？

提起范仲淹，有位先生说得好：他为这忧，为那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