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认为我国乡镇机构屡次精简又屡次膨胀的最重要的原因什么？

乡镇机构膨胀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历史地来看，每次乡镇机构膨胀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的因素贯穿其间，导致乡镇机构反复膨胀。
　　撤社建乡初期，乡镇机构膨胀主要是因应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以后，旧有的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解体所面临的管治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的农户分散经营，大大地增加了乡镇政府的征税成本，加之诸如“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乡镇机构的膨胀。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乡镇机构的膨胀，不过是这一国家基层政权重建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到了1990 年代以后，由于财政上“分灶吃饭”及随后的“分税制”改革，乡镇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自利性和自上而下的目标考核压力的双重驱动下，其机构和人员得以全面扩张，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在湖北监利县一个乡镇财政所的人员就有100多人！ 为了能够完成上级的考核指标任务(特别是税费征收任务) 、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乡镇不得不聘用大批人员、成立专门机构加大对农民和乡镇企业的汲取力度。由于这些非正式人员、非正式机构没有纳入国家的正式编制之内，其工资和经费基本上是从相应的收费项目中列支或按照一定的比例从上缴的税费中提成，这样难免使他们沦为“赢利型经纪人”( 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诚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言，这种赢利型经纪人行为的恶性膨胀和蔓延，容易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state involution) ，它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17 ]51。这也是当时乡镇机构膨胀的一个不可轻忽的原因。
　　尽管每次乡镇机构膨胀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体制的产物，但是，总结历次乡镇机构膨胀原因时，不难发现：乡镇政府只要作为一种国家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工具”，就摆脱不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宿命。只有取消乡镇政府“赋敛”职能，它才有可能寻找到新生之路。由此可见，乡镇改革仅仅在机构精简上做文章是不够的，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乡镇政府的性质、切实转变它的职能。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对于乡镇政府而言或许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