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小说

《神鞭》中的傻二参加义和拳就是为了他的忠君爱国的思维，而辫子便是这种意识的美好象征。傻二在皇会上的首次亮相作者就写到鞭子：“头上盘着一条少见的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好像码头脚盘上的大缆绳，若非精足血壮，绝没有这样的好头发”，对付戴奎一的铁弹丸时写到“黑黑的大辫子闪电一般一转划出一个大圆圈，……重重的弹丸一半陷入地皮。傻二悠闲的站在那，好象抽落了两只苍蝇” ，打东洋武士时的扮相更加让人叫绝：“辫子好像用蓖麻油梳过辫梢夹进红丝线头绳，飘飘亮亮的盘在顶上，人们都盯着他这神乎其神的辫子，巴望亲眼看他显神功”。冯骥才先生对辫子的美的描述越具体，越细腻，越不厌其烦就越写出封建文化的丑。傻二打败东洋武士后受到了金子仙的夸赞，于是傻二瞥一眼自己的辫子,仿佛不明白是嘛玩意儿“好像脑袋后边拖着的不是辫子而是整个大清江山”有了类似当皇上的救万民于水火的“使命感”。此时辫子已经不再是父母授予的毛发，而是祖先意志的象征是寓含着封建愚昧的载体。所以，冯骥才先生这样评价《神鞭》这部作品：“我给神鞭以严肃地内涵，以戏剧的形式，荒诞离奇的外表，因为我们对祖宗崇拜的已超过荒诞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农民的革命总是摆脱不掉廉价的忠君情节，爱国家与爱君王几乎可以是一种情绪。而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与价值都隐藏在这些公共的情绪之下，变得无关紧要——祖宗就是一切。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就是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

小说《三寸金莲》，则是完完全全的对美的概念的颠覆。将羸弱与阴柔美相等、“可怜”与“可爱”等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接受无疑体现了文化强大的自缚力。这束缚首先便是文化的创造者。金莲是男人对女人一厢情愿的人格设计，也是男人自己都无法摆脱的文化钳制，然后才轮到女人。所以佟老爷到死都要看到孙女们都裹上了小脚，仿佛吝啬鬼死前都要盯着两只未息的烛台一样。而戈金莲无疑就是异性谋略下的无辜受害者。她因金莲而嫁高门大户的佟家，因金莲得到了在佟家的特殊地位。金莲是唯一可以作为投资的资本，为她争得生存的空间，证明她生存的意义。然而金莲毕竟给女儿寻到了一条出路，成了日后的魅力十足的天足会长。她是自觉的卫道者，狠命的拽着残害了她一生的金莲，和金莲得以生存繁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所以了解女人和时代的张爱玲说：“中国女人……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