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

对内主张“集体领导”，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有条不紊的国家机器”，要将苏联建成“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对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情“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发起了反对贪污腐化和低效率的运动，狠狠打击贪污受贿，狠抓公司厂矿的劳动纪律，整顿社会秩序。

经济方面进行搞体制改革试验，下放给工厂管理人员更多权力，放松中央经济机构的管制，努力提高质量、提高效率。

对外政策方面继续执行勃列日涅夫的基本政策，但更谨慎克制，不主动挑起对外事端。因其执政重点放在国内，对外战略方针没有大的调整。

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

由于各国具体条件和起点不同，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多样的”；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不能“互相模仿”。“一体化的需求”同各国的利益之间“会产生矛盾”。认为过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整齐划一，处处一致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比勃列日涅夫强调各国必须遵循“共同规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相比，是个重大变化。

在中苏关系方面，安德罗波夫任苏共总书记期间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提出的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但因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短暂，没有实质性进展，没有消除邓小平所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安德罗波夫曾作为随员先后四次造访中国：1959年作为赫鲁晓夫的随员访华，1963年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越南路过北京， 1965年作为柯西金的随员访问越南路过北京， 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在苏联情报领域的领导人升任苏共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被称作“一个现代的有专业知识的、机智灵活的干部”，在苏共官员中是一个有教养的、具有学者风度的形象。

安德罗波夫任苏共总书记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大幅度地调整人事，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利，有效地整顿了劳动纪律，进行了完善经济体制的试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有评论认为他的改革思路跟中国邓小平的相当类似，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更好一些，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