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明史的进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明自英宗后，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以墨笔写于票签上，送请皇帝批准，称票拟，亦称票旨、条旨或调旨。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也就是批红（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
明朝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亦称“批朱”。明代往往由宦官代行。明初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宣宗以后，渐通文墨，凡每日奏章文书，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分批。初时规定，批红须遵内阁票拟字样，只是字迹有偶误者，方得改正。
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

票拟系指对中央、地方各衙门及臣僚呈送皇帝的章奏，内阁根据有关法规和典章律例代拟初步处理意见，以备皇帝裁决时参考。
“拟票权”就是指内阁具有对章奏进行代拟初步处理意见的权利。

“批红权”是明宣宗朱瞻基赋予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利，代替皇帝批阅奏章。而一般都是太监念给皇帝听，皇帝作出口头批示，秉笔太监下笔批红，掌印太监盖章。而到后期，有些皇帝就不听了，司礼监则直接批阅。掌印太监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