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演变

贯穿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就是民族战争和民族政策的主线，体现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相互实力对比，以及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的民族政策。作为政治体制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许多人对各朝代的民族政策关注不够，造成对其政治体制及其施政效果的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偏差。

　　典型的就是明清政治体制和施政效果的对比。清朝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和朱明王朝基本没有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最高权力完全排除了汉族，满清最高统治者来自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压力比明朝统治者大为减少；二是清朝各民族实现了和平，不再时时有破坏性极大的民族战争的威胁。因此，清朝中前期，即使汉族人被刻意打压，但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仍然富有成效。因此，除了关注儒家政治体制，我想，古代民族政策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这样才能看清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施政效果。

　　秦朝之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各民族的实际接触不多，由于人口有限，各部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直接冲突和矛盾非常有限。到了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部落对中原地区的侵袭逐渐增多，秦汉时期，匈奴和中原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通过相互间长期的残酷而激烈的补偿电缆征服和反征服战争，汉族终于占据了上风，主宰了东方的统治秩序。这时的汉族统治者，作为战胜的一方，运用儒家经典的礼仪规则来规范各民族的关系，汉族皇帝作为天下的皇帝接受被征服民族的朝拜和朝贡，而汉族也必须礼仪相待。换句话说，汉族和各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关系类似兄弟关系（还是君臣关系？），汉族是长兄，其他是弟。作为长兄，这时的汉民族自信而宽容，例如汉武帝甚至计划托孤被俘的原匈奴皇子，所有被俘虏和投降的匈奴士兵和族人，都被安置在当时中国的富裕地带（山西和陕西、甘肃一带）。

　　唐朝前期秉承唐太宗的风格，对汉族以外的各民族都非常宽容（除了战争期间），视为一家人，唐玄宗时许多重要的边疆将领都来自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唐太宗曾被尊为“天可汗”。唐朝的民族政策基本上继承了汉朝的特点，即基于儒家经典原理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有效地扩大了东方文明的传播，减少了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为各民族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作出了贡献，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汉族政权的民族政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表现为对其他民族不再抱有“教化”的信心，而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