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偏至论》中：“个人一 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认时之士“的 意思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

但对于个人的内涵，鲁迅的观点明显有别于近代：“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又说：“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14]这里，鲁迅把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与西方现代的个人概念进行了区分，中国古代的个人概念在意义上与自私自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害人利己，而西方19世纪的个人则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即独立、自由、个性、知识和理性，从而从根本上表现出人的主体精神与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