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的在历史上对罗马的政治作用？

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也是一种对法律“除魅”的过程，不再像希腊人一样对法律和民主盲目信仰，法律也并不是多么超凡神圣，它只不过是一种治理的方式，只要在合乎传统的前提下就可以解释适用。有论者这样评价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与生活：“罗马人区别于希腊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他们更注重于从政治学和法律学来考察政治生活，而不像希腊人那样关注伦理学的思考。也就是说，罗马人强调政治生活的法律特性，希腊人则强调政治生活的道德特性”[12]，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私法的繁荣和对法律的解释的灵活都是典型的法律世俗化的表现。虽然到公元前27年，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但这些法律制度仍然在继续实施着，以后大陆法系的法律都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世俗政治的意义

希伯莱传统、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苏格兰启蒙学派、联邦党人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世俗政治的消极政治观。它认为，不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存在能够杜绝一切恶的政治经济制度。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恶，人间没有净土，更没有清白无邪的制度。诚如阿奎那所言：“如果没有任何易败坏的东西，那就违反了宇宙的完善性。”消极政治制度主张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恶漫延，它不期待一个圣人的出现，他们不要求极端的直接民主。他们相信人都是有限的、自私的，他们要求宪政和法法治，通过此来制约政治权力，一方面防止迷信个人或某些人的专制，另一方面防止迷信绝对民主的“多数人暴政”，美国宪法及其宪政历程就集中的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思想[13]。
综观世界各国政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每个世俗化的政治状态都是民主自由的，但非世俗化的政治状态一定是专制。世俗化的政治状态建立在休谟后来总结的“休谟原理”上，政治家被假定为“无赖”，所以要制定约束他们的法治规则。这正是把政治家世俗化的一种理论基础，只有把政治和政治家世俗化，人们的观念中才能剔除对权势的崇拜，从臣民走向公民。
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崇拜更类似于对歌星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