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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借促织（也就是蟋蟀）来揭发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丑恶。

《促织》是《聊斋志异》里的名篇，也是《聊斋志异》里最杰出的、闪耀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的一篇。它写的是一个“离魂”的故事。其实，这种故事本身并没有新奇之处。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无论是六朝志怪还是唐宋传奇里，这种题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中的《庞阿》可以说是“离魂”故事的鼻祖。它写的是石氏女对庞阿一见倾心，因无由自达，常常魂不守舍，她的梦魂常到庞阿家，以至多次被捉住送回。唐人陈玄佑的《离魂记》比《庞阿》的仅仅是“粗陈梗概”有了进步。主人公倩娘的性格较为鲜明，其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了。到了《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阿宝》，这种离魂故事就发展得更完美了，情节上更为曲折动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可感了。
与以上这些“离魂”故事最大不同的是，《促织》不再是因男女双方两情相悦或者一方单相思的“精诚所感”而演绎出的“离魂”型的爱情故事。它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魂飞魄散”的人间惨剧，而且“离魂”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个还不通世事的九岁小孩。这就决定了《促织》与以上这些作品相比，除了在艺术上更为精美之外，更主要的是它有着更高的思想价值。
《促织》这篇小说的题材显然与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中如下的一段记载有关：
宣宗酷好促织之戏，谴使取之江南，价贵至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谴，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亦自经焉。
《促织》虽然是取材于这段史料，但绝不是机械地照搬。蒲松龄发挥了自己的杰出的艺术创造的才能，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使《促织》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远非原来的史料所能相比。
《促织》一开头就指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同时也是交代故事的起因，其实也是悲剧的社会根源。下文就成名一家围绕促织这只小虫子的得与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成名因没有促织交差，被“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只得“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在故事情节来说，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却又忽然别有洞天，有了转机：成名得到了神卜的指点，居然捕到了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于是“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壁不啻也”。然而，一曲未终弦，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