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有何政绩？

缓和社会矛盾的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 。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 。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 。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 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许其自新” 。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还感慨地说，“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 这种思想在对待郑成功与孙可望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 。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衷与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郑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的局面，并恳切地对郑成功说：“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悻逆，”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于是将“首倡归顺赏未酬功”而软禁了七年之久的郑芝龙特封为同安侯，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