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背影的时代背景

《背影》 是朱自清1925年的创作，事情要稍微复杂一些的。

那时候，朱自清虽然早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办过文学刊物，尝试并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类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少；在散文写作上，还已经有了《歌声》、《匆匆》、《温州踪迹》等精品；特别是1923年，他和俞平伯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时出现于知名刊物《东方杂志》，“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王统照语，转引自陈孝全《朱自清传》第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版），成了文坛的一桩佳话。然而，总体看来，那时候的朱自清毕竟还没成为后来那样著名的“品牌”；毋宁说，恰恰是《背影》刊揭后，给“朱自清”增加了很重要的砝码。

那么，《背影》为什么做得到这一点，在当时就能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呢？海外现代文学研究名家李欧梵的意见是颇有启发性的。他曾在北京大学讲学道：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集中表达了五四一代人对于父辈的不满，“五四”是个反传统的年代，是个“打死父亲”的年代，五四文学的父亲形象都是负面的；而《背影》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它第一次重点刻画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在“满街走着坏爸爸”的情况下，这一个“好爸爸”一下子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要而言之，《背影》生逢其时，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朱自清的声誉。

需要补充的是，《背影》至迟从1935年起，不断地入选叶圣陶等先生编选的《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开明国文讲义》以及《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等民国时期的中学教科书；并且，这种取向不曾因1949年而中断，在该年7、8月间面世的《新编初中精读文选》中，“编辑例言”的“本书选材的标准”已经新添了第一条“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背影》依然作为合适者入选了（《叶圣陶教育文集》第四、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从此，新中国的语文教材少不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里夸奖过的朱自清先生，也少不了他的《背影》。很显然，教材的广泛影响与权威性，无疑为《背影》解读时的"超保护的合作原则"锦上添花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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