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幼时生活

鲁迅在编定《朝花夕拾》后，写了一篇《小引》，他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幼、少时代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确，童年所吃的、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可是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被成年人再度体验到了；故乡的蔬果及其一切风物都是那般的充满诗意，可是成年后若再度去面对这一切时，又会有“人是物非”（与“物是人非”相反）的沉重的失落感。
　　其实，一个人只要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那么他就不可能返回童年和故乡这些美好的旧境，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地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永失家乡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注：《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鲁迅的漂泊流浪体验
　　据鲁迅自己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说，他父亲在鲁迅幼时曾为他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鲁迅并没有入寺庙当小和尚，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人”。然而若考察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
　　因祖父科场案，少年鲁迅逃出家门，寄居于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作“乞食者”的轻蔑；17岁那年，迫于族人（本家）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鲁迅告别老母，离开绍兴，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求学；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在异邦前后共生活了7年；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1926年为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不久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又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