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是郑正秋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中国电影开拓人郑正秋,评价电影评论的声音:“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著名的《影戏杂志》收到了数百封观众来信，要求制片公司拍摄反映时代内容的电影。人们终于对充斥在银幕上的武侠片、神怪片、恋爱片，变得忍无可忍。而一年前，联华公司的创办人罗明佑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编制〈故都春梦〉宣言》），直率地阐明组建新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与当时电影趣味主义相对立的新主张：普及社会教育、对抗外片垄断、提高艺术道德、尊重演员人格。这家在意气风发中诞生的新公司，专门将它的厂标设计为一只救生圈，隐喻挽救中国影业的壮志雄心。

当百姓对社会现实的诉求高涨起来的时候，上海各制片公司相继感到了隐形的压力，为了改变窘境，四处网罗新鲜的艺术血液。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向夏衍、钱杏邨、郑伯奇三名新文艺工作者发出了邀请，自此，一批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立场和身份的左翼文化精英，带着唤醒民众的普罗米修斯火种，走入电影时空，掀动了中国电影整体艺术的激变。以1933年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为标志，一直持续到1937年，这场反映底层真实触感、倡导积极社会理想的新兴电影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罗明佑语）。

尖锐的电影评论成为这场运动的开路先锋，最具才华的年轻影评人王尘无在《中国电影之路》一文中，直指国产片的病症所在：“以反封建为中心的影片，结果是拥护了封建残余。以反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影片，结果是陷入了狭隘的国家主义。”

优秀的电影人重新审视自身创作，卜万仓将导演的新片原名《歌舞皇后》改为《母性之光》。一直强调“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的中国电影开拓人郑正秋，评价电影评论的声音：“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

左翼作家的介入，给困顿中的中国电影注入了清新细致的人文气息，放进了一颗真正跳动的活着的灵魂。田汉编剧、卜万仓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等一批新兴电影不仅赢得了舆论的好感，而且迎来了久违的可观票房，观众对国产片的热度超过了进口片，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