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个怎样的人

公元1036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我觉得连“之一”二字都不必加）出生在四川。40岁时，他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一直觉得如果在所有的诗词中只能选一篇的话，则必属此篇无疑。这首词的意境，正如朱熹说的那样：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东坡好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东坡重情。发妻故去十年后还经常想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东坡是那种心地太纯净的文人，这种人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官场中生存。所以他被一贬再贬，官越当越小，越走越偏远，他却始终怀着一颗平静而喜乐的心：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对于人生的风雨，他早已从早年的“莫怕穿林打叶声”的无畏修练成“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化境。
东坡是适合当邻居的那种人。大雪夜，突然造访：“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则“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又过了800多年，我看得上的第二个男人出生了。他是广东人，字季新，号精卫。要论文才，汪先生可能要比东坡差那么一点。虽然他考中过秀才，留学过日本，可谓学贯中西。他至今仍被人记起的文字大概只有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了，虽然孙文的总理遗训也常被人提起，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是汪先生执笔写就的，孙文未易一字。今天夏天，在北京什刹海旁的宋庆龄故居，终于看到了汪先生的墨宝，我静静地伫立了良久，心中满是心酸和感慨。
有人说汪先生不喝酒，这恐怕是误解。其实汪先生也喝酒，不过一来身体不好，医生不让他多喝；二来媳妇管得也严；三来以先生的勇气和毅力，戒酒或限酒想来轻而易举。
汪先生也重情，当年冒着必死的决心刺杀载沣（宋庆龄的故居即是载沣的花园）而做了楚囚，粉丝陈璧君不知花了多少银子，给汪先生送去10个鸡蛋，夹带了一封情书，大意是虽然我们今生无缘成婚，我们在心里成婚好吗？永远都是对方的爱人。汪先生当即咬破中指，在情书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诺”字。这一个“诺”字，胜过1千零1朵玫瑰，至今仍看得到淡淡的殷红。
其实戏称陈璧君为“粉丝”是不太尊敬的，应该恭敬地叫一声“陈先生”。诗人裴多斐不是说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诗人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