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怎样看待文人

说共产党好的，歌颂毛主席的是正派人，好人；反之则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路线的。

考察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最为突出的是自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不仅在思想上横遭压制，被剥夺了自由从事学术的权利，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剥夺，陷入牛马之境，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被一扫而空，甚至是做起码的一个人的尊严都无法保持。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特别之严重。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自杀者中很多都是著名知识分子，举其要者，有翦伯赞、傅雷、老舍、储安平、陈梦家、邓拓、范长江、上官云珠、吴晗、杨朔、罗广斌、周瘦鹃等等。

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

接受劳动改造，是为数最多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批知识分子（据估计有5、60万）受到惩罚。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前后才获平反。这是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信笔既可拈来几例：王蒙、张贤亮、刘宾雁……，还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他们就这样被整整耽误了20余年的大好年华。

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遭到统治者滥杀和灭门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至少在社会地位和尊严上还是可以保持的。

苟且偷生，是部分知识分子的“明智”选择。而那些更大量的未寻死的知识分子也都是苟且偷生而已。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冯友兰。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因此到了当时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1943年，他曾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教授会议上书蒋介石，力主立宪。据说蒋看信后为之动容，并复信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赞成。1949年，他拒绝出走国外，执意留在祖国。然而想不到，他选择留下